当中国制造业遇到刘易斯拐点0粒度仪

当中国制造业遇到刘易斯拐点

当前，中国人口结构变化的后果正在逐步显现：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逐年减缓，2015年前后，劳动年龄人口将停止增长，2030年前，劳动年龄总人口将达到峰值。中国经济的刘易斯拐点毋庸置疑已经到来。伴随着拐点的到来，劳动力供求关系随之变化，必然推动工资的加快上涨；新一代劳动者的要求更高，劳资关系将发生剧烈变化；人口红利的式微，中国制造业如何继续保持竞争力的问题急迫地提上日程。

劳动年龄人口减增

2009年，中国人均GDP达到368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已经初步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在中等收入阶段，社会成员的收入快速增长，伴随着社会的急剧变化，将对社会形成更高的预期。如果期望与现实一致，将产生新的社会认同，社会和谐进一步增强，反之，则会导致认同危机，形成不安定因素。

中国人口结构变化主要体现在人口年龄结构上，即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大幅减缓，以及劳动力年龄的提高。如图1所示，按常住人口定义的劳动年龄人口(16-64岁)，增量正以加速度逐年减少。由于人口流动，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已经是负增长，而城市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主要靠流入的农村劳动力支撑。2004-2011年间，劳动年龄人口增量以每年13.6%的速度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减少，也是2004年以来不断出现民工荒的根本原因。

与此相应的另一个变化，则是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年龄提高。由于外出就业需要克服各种困难，通常在达到一定年龄后，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动力和能力就相应减弱，外出的概率随之降低。因此，农村劳动年龄人口老化，意味着真正能够外出的劳动力实际数量将会更少。

新老农民工有异

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将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称为新生代农民工。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数据，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978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4533万人。在外出农民工中，16-30岁农民工比例为61.6%(8952万)，成为外出农民工中的主力群体。

研究表明，与30岁以上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学历和技术水平更高，参加过单位培训的比例更高，务工渠道更为广泛，平均工作时间较短，收入水平更高，流动性也更强。以下我们用2010年中国五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的一些重要差异。

图2给出了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显著高于其他两个年龄组。从图中看，新生代农民工中，受教育在小学及以下的比例远远低于另外两个年龄组，受过初中教育的比例相对差异不大。而最值得关注的是，新生代农民工中，受过高中和大专及以上教育的比例，远高于另外两个年龄组。

具体来看，新生代农民工中，27.4%的人受过高中教育，而31-40岁和41-50岁两个年龄组农民工中，受过高中教育的比例分别只有19.9%和18%。新生代农民工中，14.9%的人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而另外两个年龄组农民工中，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比例分别只有5.4%和2.1%。除了正规教育，培训也是提升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培训的比例也更高。数据显示， 8.6%的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过一个月以上的培训，高于31-40岁和41-50岁农民工(分别为6.6%和2.5%)。

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很多人，父辈即是在外打工的农民，因此，他们实际是跟随父母在城镇长大，而不是在农村长大。调查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表1是农民工16岁以前的居住地类型和上小学时学校的地理位置。新生代农民工中，32.8%的人16岁以前居住在城市、县城或乡镇，远高于31-40岁和41-50岁这两个年龄段的相应比例。新生代农民工中，在城市、县城或乡镇上小学的比例，也远高于另外两个年龄段的农民工。

在城镇长大并接受教育，给新生代农民工带来深远影响。首先，在城镇长大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未从事过农业，他们未来的发展天地必然也将在城镇，很难回到农村务农；其次，在城镇长大的农民工，家庭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更好，更容易接受新的思想观念，他们在就业上可能比父辈更加注重发展，而不仅仅是生存；此外，由于城镇地区学校的条件好于乡村，因此在城镇接受教育的农民工，接受的教育质量更高。

与此同时，大多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小规模家庭中，他们是计划生育的一代，其中许多为独生子女。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有13.1%为独生子女；31-40岁和41-50岁农民工为独生子女的比例分别只有3.3%和2%。新生代农民工中，其兄弟姐妹的个数平均为1.7个；而对于31-40岁和41-50岁的农民工而言， 兄弟姐妹的个数平均分别为2.9和 3.5个。新生代农民工整体上具有很多类似于独生子女的特征。有积极的一面，但也有不能吃苦、娇生惯养和精神脆弱等问题。

工资将继续上涨

当前，劳动力市场的总体状况是需求增长快于供给增长。除了经济复苏这个短期因素之外，人口结构变化才是不可逆的长期因素。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供给增长速度的新形势，可以用刘易斯拐点这个概念来描述。刘易斯拐点是指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现行工资水平下的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拐点并不意味着劳动力不够了，而是需要提高工资才能保持劳动力供给满足需求。对于刘易斯拐点，社会上有不少误读和误解，需要特别指出。

首先，这个拐点并不意味着二元经济结构的消失。刘易斯拐点是从工资不变而劳动力无限供给，到不提高工资则难以满足对劳动力的需求这样一个转折。而农业与非农产业劳动边际生产力相等、二元经济结构消失的转折，我们称其为商业化点，要在较晚时期才会出现。

其次，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不是坏事，而是二元经济结构消失的前奏。尽管从拐点到二元经济结构消失之间的道路仍是漫长的，但这个期间会相应出现收入分配状况从恶化到改善的库兹涅茨转折点。有的研究者认为，人口红利是造成农民工工资长期被压抑的原因，事实上并非如此，二元经济的特点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非农产业的发展，可以在工资率不变的条件下，获得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因此，2003年以前的工资停滞，是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吻合的。而随着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也是符合规律的。

第三，刘易斯拐点的到来，绝不意味着就业困难的自然消失。高度关注就业，也并不一定要以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判断为前提。相反，从关注劳动力供求关系总量，转向更加关注主要就业困难群体，可以使政策更加具有针对性。金融危机时期，国务院和地方政府对农民工、大学毕业生和城镇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困难高度关注。由于这三个群体分别对应着三种类型的失业或就业困难(即周期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抓住这三个群体，就真正瞄准了劳动力市场新格局下的主要问题。

刘易斯拐点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最显著表现，就是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前段时间备受大家关注的涨薪潮，以富士康为象征，随后在各地、各行业以及不同程度发生，堪称一种普遍现象，也是2003年以来工资水平上涨趋势的继续。从表2看，农业雇工、农民工和几个农民工占主导地位的行业工资的上涨，在过去几年一直很快。此外，2004年以来，各地至少每两年进行一次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并且广泛适用于农民工。各城市政府感受到劳动力短缺的压力，竞相提高最低工资水平。虽然年度间有波动，但总体来看， 2004年以后对最低工资标准进行调整的城市明显增多，调整的幅度有所提高。在遭遇全球金融危机的2009年，最低工资标准在各城市都没有调整。但是，仅仅在2010年的前半年就有20多个省市自治区再次进行了调整，平均涨幅超过20%。因此，2010年农民工工资涨幅有望再创新高。考虑到2008年和2009年遭遇金融危机期间工资涨幅较小，2010年的工资大幅上涨带有补偿的性质，幅度大一些也并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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