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适应中国国情的市场经济模式0工控

2022-07-13

探索适应中国国情的市场经济模式

该是确立21世纪国家经济学的时候了

2020年可能是我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与体系变迁格局中确立核心大国坐标的关键时点。中国经济能级与增长品格能否在现有约10万亿美元规模的基础上，迈向20万亿美元有效经济规模新台阶，增长质量尤其基于有效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显著提升，既有赖于适应“新常态”条件下深层次改革的推进及良性经济生态的营造，更需尽早确立能指导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21世纪国家经济学”，探索出适应中国国情的市场经济模式。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章玉贵

在新兴经济体渐渐分化，“金砖国家”各自走上不同发展轨迹的时候，中国将在2015年交出怎样的经济答卷，全世界都瞪大了眼睛在密切观察。

不过，所谓2015年是“中国世纪元年”的炒作，根本不具备严谨意义上的经济学意义。试想：一个尚无资产定价权、储备货币、自主供给核心技术的高端产业体系，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与国际顶尖品牌的中国，何谈什么超越美国？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领域，而非更高层级的发展成就。例如，在中国最具国际竞争能力的指标性城市北京和上海，尽管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要素市场发育以及人均GDP等重要指标方面，与纽约、伦敦、巴黎和法兰克福等国际大都市的差距已经大大缩小，甚至在某些硬件建设方面已经超过了上述老牌明星城市，但以京沪为代表的中国核心城市为经济增长与发展赶超付出的代价，尤其是环境代价，恐怕不是数以千亿美元的金钱所能衡量与弥补的。换句话说，没有人愿意生活在时光被雾霾包围的现代都市里，哪怕这个城市不乏创富与创业机会。一言以蔽之，今天的中国，在许多方面仍然还在增长的迷雾中徘徊，仍然患有严重的投资依赖症。美丽中国的发展愿景，任重道远。

迄今为止，肇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的发展经济学所取得的研究进展与应用实践仍然相当有限，仍然没能超越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范畴。不错，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确实在工业化道路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中国也得以在短短三十多年时间内跻身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之列。但发展中国家至今未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经济学”，以指导本国的经济建设与改革发展，而是不时受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交替影响。看看今日代表性的新兴经济体——“金砖国家”，尽管在体量上已可与美国匹敌，但普遍缺乏美国业已固化且稳定的国家竞争战略与发展哲学。俄罗斯的经济深度烙上美欧垄断资本主义的印记，但是这个横跨欧亚、地域辽阔、资源禀赋深厚的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极不顺利，当初新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休克疗法”差点把俄罗斯经济送上了不归路。去年底，俄罗斯又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卢布危机，根本原因就在于俄罗斯没有建立起基于强大实体经济和有效金融力量工具而形成的“金融资本力”。换句话说，俄罗斯的国家发展哲学仍停留在美元框架下对本国资源的深度挖掘来创富上。显然，如果俄罗斯不尽快改变经济结构过于单一的现状，不加紧培育战略性金融人才，在与美国人的战略博弈中，是无法扭转被动应付局面的。同样的问题也表现在曾经展示了骄人发展业绩的巴西身上，巴西之所以出现了14年以来的首次贸易逆差，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暴跌。此外，服务业与工业之间的头重脚轻格局，对巴西这样一个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国家而言，显然并非优化的经济结构。巴西还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所有这些，都与巴西缺乏整体性的国家经济学有关。印度经济的结构性改革正在取得成效，经济有望加速增长，正在构筑相较于中国的劳动力优势，印度还有一位世界级的央行[微博]行长拉古兰·拉詹，所有这些，都在推动“印度经济梦”的实现，但是印度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低端水平、投资环境差的局面绝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不客气地说，印度迄今尚未找到其经济发展的参照系，未来仍将在大国梦与低下的执行能力之间寻找平衡。

2015年，中国有太多的战略使命要去执行，无论是国内层面的深化改革与转型发展，还是区域层面的“一带一路”战略的渐次实施，“亚太自贸区”路线图的稳步拓展，乃至全球意义上的公共产品供给与金融体系改革等等，无一不是高难度命题。笔者认为，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争取达到乃至超过7%固然重要，但增长质量尤其是基于有效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显著提升，才是最为重要的发展指标。

笔者判断，2020年可能是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与体系变迁格局中确立核心大国坐标的关键时点。中国经济能级与增长品格能否在现有约10万亿美元规模的基础上，迈向20万亿美元有效经济规模的新台阶，既有赖于适应“新常态”条件下深层次改革的推进以及良性经济生态的营造，更需要尽早确立能指导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21世纪国家经济学”。

无疑，中国需要尽快确立的21世纪国家经济学，与撒切尔主义经济学、里根经济学、克林顿经济学以及以邻为壑的安倍经济学有本质上的不同。基于西方主流经济学而生的美、欧和日本的国家经济学，本质上都建立在对全球资源的低成本掠夺基础之上，中国不仅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也根本不可以这么做。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探索能契合国情的经济发展路径，其中，对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所起决定性作用的认可被认为是经济政策层不断自我检省，进而提高经济决策自觉的一大跨越。在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府与法治的关系、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方面，这些年来尽管不时遇到利益集团的干扰，但相关行为边界却通过每一项改革周期相关政策的推动而日渐清晰；尤其在通过制度改革与相关红利的释放进而激活民间主体营商禀赋方面的努力，如今正付诸实践。政府日益清楚：即便是最强大的市场主体，其行为空间也是有限的，更不要试图证明要比市场更聪明。同样，崇拜市场原教旨主义，过度迷信凯恩斯主义的，不仅无助于经济再平衡与经济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反而还会加剧系统性经济与金融风险。因此，中国所需要的国家经济学，首先应在充分考虑经济非均衡性的基础上，探索出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市场经济模式。中国当然也需要适当借鉴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合理成分，高度重视对市场不稳定性和经济复杂性的研究，以期建立一个能有效约束“经济人”自利行为，并能保持对市场适度干预的市场经济模式，但显然更需有效约束政府“闲不住的手”，让政府真正扮演“守夜人”角色。进一步地，创造条件促进经济依靠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增长等核心内生变量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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